Be a Street Light

《基本書目》

人在歐洲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1997年09月03日

《內容簡介》

長久的依賴美國、仰視美國，使臺灣的一對眼睛調整成美國的弧度、角度、色彩，甚至連近視、散光的度數都一樣。
可是，真實的世界並不是狄斯奈樂園：
莫斯科不見得是個想毀滅人類的惡魔，
華盛頓不一定是破解魔法的英俊王子，
伊朗人不見得都瘋了，
黛安娜也不是白雪公主，
歐洲共同市場並不是由七個小矮人組成。

這個世界究竟是什麼樣的，臺灣必須用自己的眼睛睜大了去看。
然而真不容易。使我們眼睛變形變色的，還不止於美國的巨大陰影：
長久以來，我們有自己綁上去的蒙眼布。
用歷史教科書作蒙眼布，讓台灣的眼睛只看到牆上自己巨大的投影。

台灣目前所處的已經不是八國聯軍的時代，也不是租借地的時代，
台灣處是一個已進入地球村的時代。
一個新的自信的台灣，會有一個開闊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觀；
會教導他的下一代愛自己的民族、國家固然重要，愛世界、愛「人」更重要。

原因很簡單，沒有一個好的地球村，我們就不可能有一個好的台灣。
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個「人」，也不可能做個有意義的中國人。
我自己深刻的相信，我是中國的兒女，但我更是這個世界的兒女，這個時代的兒女。

我不只祈求台灣的前途很有希望，
我當然祈求中國有很好的前途，
但是我更強烈的祈求這個世界有很好的希望，
人類有很好的前途。

《心得》

龍應台依舊以他一貫的犀利筆鋒為我們化開了崇洋的迷思。
畢竟，人的天性是：得不到的總是好的。

文章中對於中國人在世界中希望能夠求得一地位的自卑與自負間的拉鋸，
我看的很有意思。

文章從「中國人何時能拿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到「臺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間的思辨，
突然好像有點懂了。
懂我不能體會西方經典的奧妙，不能了解西方故事的感動。
這麼說來，諾貝爾獎又能代表什麼呢？

龍應台將原因歸於三項：
都要講媽媽教的話、
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
迫害者與被迫害者。

第一項有點像是我之前在網誌上提過的：究竟我喜歡吉本芭娜娜是喜歡作者本身還是台灣譯者呢？
然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論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當唐詩三百首意議成英文後，它還是不是唐詩？
我不知道當三國演義被翻譯成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時，它還是不是三國演義？
許多涵義間的推敲與音韻的協調，通通被破壞時，看譯本的人又是不是能了解該書的「經典」究竟在哪?

第二項龍應台提到，文學論壇總是以歐洲文學為主軸。參加的非歐洲國家只能努力的將自己的作品和歐洲連上關係。
「羅洛在提到魯迅與巴金的同時，必須同時提到但丁、巴爾札克、羅曼羅蘭。」，
因為─歐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學範圍中，對歐洲以外的文學既無了解也無興趣，而他們又有自我沉溺的權利，因為別的民族都把歐洲文學最為重要的研究對象。這情形就像多數美國人不會說外語，因為他覺得『反正全世界的人都會說英語嘛。』(文章摘錄)

最後一項，龍應台提到，文學評判對於非強國文化變成以政治性目的來做為選擇的標準。
也就是說，當該作者的文章發表時，該威權政府予以下達封鎖的指令時，該作者的流亡、尋求政治庇護，就成了文學批評時的依據之ㄧ。
媒體所追求的也不過就是那新聞性與政治性罷了。

或許，我們是該好好的深思一下。

另一個有趣的文章則是「人道難為」。
─四月五日，瑞士全民投票表決政府是否應該設法阻擋太多的難民湧入瑞士。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贊成票，反對者卻大聲指責瑞士違背了立國的人道精神。─

這真是有意思的一篇文章。
由於瑞士一向以人道主義為榮。但是當國家整體經濟無法負荷時，又該如何平衡。
「這種想保護自己的不安全感與傳統中的人道主義形成一個兩難的矛盾。」
至今仍沒有解答。

與這篇相呼應的文章則是「慈善的武器工廠」。
瑞士為了能夠提供相當的福利制度，所以高科技工業必須持續發展。
但是諷刺的是，瑞士是個著名的武器工廠，同時也生產高度精密的醫療器材。
「高超性能的武器使戰禍中的國家更有效率的互相殘殺，品質優秀的醫療設備戰火中茍活的人們獲得再生，重新投入殘殺的遊戲。」(文章摘錄)
我們當然不可能要瑞士絲毫不發展任何的工業以支撐自身國家的需求。

最後讓我感到訝異的則是制度良好的影響下，竟讓人們之間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回應。
因為制度，所以子女不必奉養父母；
因為制度，所以受傷時旁人只需撥通電話而不必理會傷者；
因為制度，所以拋妻離子的男人不必愧疚，因為國家會扶養；
因為制度，所以已經接受政府救濟的政治難民我們不必關心。

這是個很難的翹翹板，我們永遠在擺盪。
制度vs人情味，這實在是個兩難。